欧美联合对华发动关税战或将酝酿2025年中国经济潜在的风险隐患

  自2018年大国之间爆发经贸摩擦以来，大洋彼岸无视WTO的贸易规则，针对我国外贸出口行业发动史无前例的“关税战”，即以提高关税为手段，对我国出口至其市场的大多数商品征收远高于正常贸易状态下的关税金额。

  我方虽及时做出一系列反制措施，但仍没办法阻止大洋彼岸肆无忌惮的疯狂势头，原因主要在于他们认为：

  一来，过往经贸全球一体化秩序存在根本性的不平等现象，让我们享受到超越其他主权实体一般权利的特殊待遇；

  二来，两国之间的贸易经常账户严重失衡，而这成为了其等用来制裁对方或与之谈判的绝佳筹码。

  毕竟你从我这儿出口大量廉价商品所赚取的利润是别的地方的数倍不止，而从我这儿进口的商品又是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能源或粮食份额，我在你那儿所占的贸易地位是如此的举足轻重。

  尽管如今，誓要打破国际秩序的极端民粹保守主义者们根本就不懂贸易经常账户与资本经常账户是成反比的一体两面，而这便是美元金融霸权得以维持下去的关键原因所在，却也晓得制造产业供应链回归到自己手上并掌握实权的重要性。

  于是乎，在2020年大洋彼岸最高首脑选举，虽然他们失去了执掌白宫的权力，但仍在各州议会乃至国会两院继续发挥影响力，以至于使得以建制派及为主的拜登内阁也不得不延续这一对华政策基调不变，变的是从单一的“关税战”升级成为涉及科技、金融等领域的全方位竞争。

  先是通过货币政策稳住受疫情影响的经济基本面，其次通过财政政策针对底层民众和中小微企业组织无差别发放现金补助的纾困计划，尽管导致美联储扩表几万亿美元，并使得美债规模突破30万亿美元之巨，却也将其本土经济拉出各种危机的泥潭，甚至还造就以下奇迹——

  美元加息开启史上规模最大资金潮汐并回流至大洋彼岸，致使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数字孪生、可控核聚变商业化等高新技术获得回流资金加持，纷纷跨过实验积累和爬坡的阶段，迎来大范围社会应用以引爆经济规模效应的前夜，反映在以美股三大指数为主的美元资本交易市场上则是出现连续两年上涨的超级景气行情。

  根据辜朝明所提出的“被追赶的经济体”这一概念，部分学者觉得2024年的大洋彼岸已经摆脱发达经济体所面临的“被追赶阶段”，正式迈向全方位正和博弈、正向演进且呈纳什动态均衡发展自身的全新阶段。

  待解决完内部经济基本面的很多问题，再来才是应对来自以我国尤甚的海外地区的经贸挑战，特点乃是充分的利用立法和司法等政治资源：

  先是通过《通胀削减法案》变相给予本土制造产业供应商以相当程度的税收优惠或实质性补贴等措施；

  然后，提出近岸和友岸外包的制造产业离岸转移战略，一改前任总统期间颁布的制造业回流计划，并组建IPEF（印太经济框架），在短短两年里便初步实现制造产业供给区域多元化；

  再然后，颁布《芯片与科学法案》，在以半导体芯片为主的高端制造领域对华形成全面围堵的竞争策略。

  如此一来，大洋彼岸对华构成“三管齐下”、既主动又全面的主权实体竞争态势。

  总体而言，2018-2024年这六年间，大洋彼岸换了两届行政内阁，前者不仅挑起经贸摩擦，还不惜代价发动“关税战”，试图将我方打造成誓要被消灭的敌对势力；

  而后者则直接重塑了大国博弈的对峙状态，把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零和乃至负和博弈转化成有利于其做出改变并形成可持续增长的正和博弈，试图打破囚徒困境，利用重复博弈的方式实现利益最大化。

  然而，伴随极端民粹保守势力再次赢得2024年大洋彼岸的最高首脑选举，意味着大国博弈又将重回零和或负和博弈的互害状态。

  2025年2月，川普内阁宣布对华在此前已加征10%关税的基础上，对其所有输美商品再征收10%，即拢共20%的关税，致使综合税率达到40%的历史高位。

  不仅如此，其还宣布将考虑取消我方作为其贸易最惠国待遇，甚至取消我方永久正常贸易伙伴这一地位，并于4月2日针对我方展开全新的制裁行动，所涉范围也不再是提高关税那么简单。

  尽管我方对此强烈反对，并已推出一系列反制措施，却也如前文所述，他们依旧认为巨额贸易逆差既是急需改变的核心问题，也是拿来与我们开展谈判的绝佳筹码。

  如若只是大洋彼岸这一地区对我国开打“关税战”并扬言彻底脱钩，倒也没啥好怕的。

  但问题是除此之外，如今不仅欧洲、北美、澳洲、东亚等发达国家众多的地区准备对我们发动“经贸摩擦”等举措，就连东南亚、中东，乃至金砖国家所在的地区都打算对我们采取加征一定的关税的不友好行为，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认为，深层且本质的原因肯定是当今的经贸全球一体化秩序从一开始即规则或制度设计方面存在极度不合理，更遑论针对各个主权实体而言乃是非法的，不仅资源配置不平等，还出现各国因实力不均而从待遇上划分为三六九等。

  这要放在全球化风头正盛且各国真能通过自由贸易赚到钱的繁荣时期，经济稳步的增长带来的正向效应尚且能够掩盖这些丑陋的发展遗留问题。

  然而，一旦步入当前极端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似幽灵一般回归的大萧条时代，关乎不公平、不公正等一系列涉及市场道德滑坡的问题便形成一股难以逆转的恶性循环，不仅会摧毁昔日秩序近乎所有的利益基本盘，还会对主导者、重度参与者及受益者们进行一系列非常规形式或操作的清算行为。

  对于我们为何会遭遇几乎全世界范围的“关税战”这样的一个问题，与大洋彼岸内部的政治生态又为何会演变成如同自毁“灯塔”这般的地步，以及欧洲为何会堕落腐朽至“能源靠俄国、国防靠老美、商品靠中印”的糟糕状态这两个问题一样，皆属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秩序实质性分崩离析所导致的地域性现象，论其底层逻辑必定涉及到特里芬难题、马尔萨斯陷阱、萨缪尔森悖论等属于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范畴。

  想要搞懂外界对我们发动“关税战”的缘由，就得先理解经贸全球一体化秩序乃至这全世界在过往到底经历了什么，以至于其演变成如今这般不堪重负的模样。

  学过初中历史的人都知道，如今的人类社会之所以能够步入现代化的纪元，全凭公元15世纪西方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运动，以及18世纪源自英国且基于纺织机和蒸汽机、由火力化学能推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共同组成首次人类大规模协作体系即全球化1.0秩序。

  然而，该秩序于20世纪上半叶历经两次世界级大战遭遇彻底瓦解，以大洋彼岸为首的反法西斯势力建立战后雅尔塔体系，并以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为标志性事件，美西方势力与苏联的红色势力双方于50年代正式打响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冷战”，却也开启了以交流电、直流电、无线电为代表的电气技术革命即第二次工业革命，乃至以香农、冯·诺依曼、艾伦·图灵为代表的信息化网络技术所推动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加上冷战末期罗纳德·里根提出所谓“新自由主义”思想，由此正式构成全球化2.0体系，也就是延续至今的经贸全球一体化秩序。

  倘若按照传统地域的方法划分当今的经贸全球化分工体系，主要乃是原材料提供地、生产制造基地，以及终端消费市场这三大组成部分。

  逐一对应现实情况的话，则原材料提供地乃是俄、澳、加、巴；生产制造基地乃是中、印、韩、越、印尼、马来；终端消费市场乃是欧、美、日。

  而根据经济学的有效需求理论划分终端消费市场，则可以细分为发达经济体市场和新兴经济体市场这两种类型，目前美、欧、日乃全球前三大有效需求市场，中印虽为人口大国，但由于有效需求不足，无法成为全世界制造产业供应价值链以及国际分工协作体系赖以运作的终端消费市场。

  这里需要纠正大众一个反直觉的常识谬误，即凯恩斯的“供给决定需求”，或是认为需求能够最终靠供给创造出来，无论是基于数理逻辑还是经验主义均为错误的概念。

  对于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法治化社会而言，应是需求决定供给，否则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遭遇产能严重超过标准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的经济危机，与“计划经济并非不会发生危机，而是无时无刻不处于危机之中”这类反直觉的常识如出一辙。

  历代依靠制造生产崛起的先发经济体，也就是英、法、德，以及大洋彼岸的壮大，均与自身内部的经济系统出现供需并存的“二象性”有关，故而在全球化1.0时代，孤立主义策略才会奏效。

  可是到了全球化2.0即二战后由大洋彼岸主导的经贸全球一体化秩序形成的时代，诸如日本、亚洲四小龙地区，以及我国大陆地区等后发经济体就发展模式的普遍特征乃是以制造出口为导向，导致同一经济体内部供需并存的“二象性”彻底消失，换来的是供需分离的现象。

  由此说明，全球化2.0体系呈现出分工精细化的特征，使得各个参与主体的自主性大幅度降低，从而对全球化体系即供应链和分工格局整体的依赖度有所上升。

  尽管全球化2.0体系相比上一代改进了很多，比如更加呈现分工精细化的特点，却也存在不少的缺陷，且都是基于以民族叙事为主的主权实体权利与实质性经贸及金融全球化体系利益基本盘之间关于“想象共同体”所有权的矛盾形式。

  比方说，“特里芬难题”就是当今国际秩序的缺陷之一，或者叫它为制度漏洞更适合一些，且随着我们国家加入WTO以后这20多年的演化，从而变得愈演愈烈。

  我国乃制造生产供给基地，而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则是内需强劲的区域性需求市场；

  2018年之后，大洋彼岸率先进行第四轮产业转移，将制造产业供应价值链从我国大陆地区迁移至东南亚、印度、墨西哥、东欧等地区，初步实现供应地区多元化。

  紧随其后的是俄乌冲突后的欧洲，其寻求与俄的能源脱钩，对华则以“禁止强迫劳动”为由，声称对我方以新能源汽车为主的商品出口加征关税。

  作为发达经济体及全球最大的两个区域性消费需求市场，欧美的野心乃是重塑当今的全球化体系，其中最大的一项行动便是通过主权实体力量，针对世界工厂即我国发起提高关税及垒高市场准入门槛的“经济战”。

  不得不说的是，纵观人类文明史，从未出现像当今这般需求端对供给端发起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制裁行动。

  况且此行动又与传统形式的制裁行为截然不同，属于新型金德尔伯格陷阱，而非修昔底德陷阱。

  由此，我们大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作为世界工厂，我国正遭遇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一次来自外部势力打压，而内部制度亦面临转型困难的严峻挑战。

  首先，该秩序本质上是西方殖民体系的改良版，通过“后殖民”策略延续对资本等生产要素资源的控制，比如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仍掌握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战略资源开采权，再比如非洲大陆超过一半以上的国家边界由殖民者人为划定，为当地的族群冲突埋下隐患，具体历史事例参照上世纪90年代的“卢旺达大屠杀”。

  再来就是区域性的多边合作机制逐渐取代全球性的多边主义机构，比如大洋彼岸推行的IPEF、东盟联合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推行的CPTPP，以及印度和欧洲推行的印欧经济走廊，加上我国主导的RCEP，共同形成制度性割裂的局面，导致全球贸易规则呈现出“多重体系”的特征，自2019年WTO争端解决机制彻底瘫痪以来，单边制裁案件激增三倍以上，标志着全球性多边主义组织的名存实亡。

  第二，当今全球化体系存在民族国家等主权实体就资源分配不均、财事权分布及管理混乱，以及参与主体责任与义务不对等或是道德沦丧等问题。

  由于全球化规则长期由发达国家负责主导和设计，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早已形成“中心-外围”的镶嵌式结构，通过形成知识产权壁垒、技术标准限制等手段拓宽各个参与主体的发展鸿沟，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产业链分工中被锁定在较低的工业附加值环节，关于利润分配这一块直至现在仍严重失衡。

  此外，全球化秩序的构建要求主权让渡和超国家治理，但民族国家的治理能力却在资本跨境流动的过程中逐渐被弱化，比如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大洋彼岸通过量化宽松政策向外转移风险成本，而欧洲则陷入欧债危机与社会福利制度崩塌的困境之中不能自己，由此暴露出当今全球治理体系关于权责分离的致命缺陷。

  第三，全球化主导者负担太重、重度参与者没办法实现利益最大化，以及最大受益者本身的制度没有办法解决该秩序的虹吸问题，导致其参与形式变得不合理。

  美元霸权通过“美债与产业链外包”的政策组合持续虹吸全世界内的大多数财富，但这种发展模式导致其制造产业越发呈现空心化的现象，以及助长无组织能力的最大受益者亦凭借规模优势变相扼杀别的地方的发展机遇。

  既得利益集团即全球建制派精英为转嫁自身无底线攫取财富的矛盾，有意将全球化体系污名化，使其成为底层民众裁员降薪乃至整个社会贫富分化的“替罪羊”。

  另外，高新技术革命所形成的“数字鸿沟”正在放大全球化体系下的利益分配不均和意识形态撕裂等问题，各种新兴技术的突破反而强化了“技术殖民”的形态。

  总体而言，这种系统性危机本质上是当前形态的全球化市场经济体系，其内在矛盾集中爆发的体现罢了。

  仅有资本这一生产要素资源可以在全世界内近乎无限扩张需求，至于主权国家与全球化治理之间的边界又很模糊不清，加上全球经济过度金融化、实体产业成为持续被消耗的基础，以及效率优先原则与社会公平诉求之间形成“死亡矛盾”。

  当极端民粹保守势力逐渐掌握主权实体的权限，将大洋彼岸从“全球守护者”蜕变为“规则破坏者”，再将最大受益者从“利益维护者”转变成“新秩序推动者”，最后导致博弈熵增超过体系乃至秩序所能承受的临界点。

  往后想要重塑全球化秩序，必将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复杂的制度创新挑战，我认为需跨越以下三大障碍：

  事到如今，我国能否像20世纪初的大洋彼岸那样，从英国这类先发国家的重重制裁下突出重围？

  第二，关于科研技术突破与否，越发需要概率堆栈供大量试错的冗余盘，且高度复合即技术密集式创新。

  而新型尖端化学材料等物理实体研究却又充满不确定性，符合有关底层逻辑的发展特征，由此既彰显科技树生长的合理性，却又证伪其唯一性或其根系存在的合理性。

  我只能说，将人类科技发展结构看成是由无数棵科技树所组成的科技森林，而非所有科技领域都能形容为单颗科技树上的分支。

  所以，诸如逆向拆解式研发、具有山寨属性的组合式创新将难以为继，技术溢出难度加大，只能采取徒增研发成本以重复造轮子的方式实现技术自主化，始终面临慢人一步的窘境。

  第三，关键还是顶层制度和基层法治就市场经济能否依靠先进生产力，尽可能提高交易效率和压低各项成本，以达到使全社会各个主体实现效益最大化的动态平衡，目前我国尚有诸多因素掣肘制度改革和转型升级。

  暂且不论重塑全球化秩序对我们国家的经济的长远影响，仅分析当前欧美联合对华发动的这场“关税战”，会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基本面造成哪些负面影响？

  我认为，得从短、中、长期这三个时间段对欧美发动“关税战”的负面影响进行全方面的分析，以形成三级传导风险，其冲击波将在不同经济周期中呈现出差异化的破坏力。

  短期乃1-3年的冲击，造成结构性失业与产业链断裂风险，即以制造出口行业为主的对外经济稳步的增长引擎将迎来史上规模最大的岗位流失潮。

  根据专业权威机构测算，仅机电设施行业就将面临约12%的订单流失，迫使长三角、珠三角等产业集群启动产能收缩。

  第三层，技能错配型就业的现象将会越发普遍，诸如电子工程师等中高端人才被迫转行。

  更严峻的是，跨国企业加速“C+1”战略，部分产业链环节很可能遭遇永久性裁切，比如苹果计划将三成产能转移至印度。

  中期乃4-8年的困境，造成供给产能过剩与市场恶性竞争，即产能消化不足导致经济体系供给过剩和市场主体被迫陷入内卷以致使营商环境恶化的零和乃至负和博弈。

  以光伏产业为例，来自各地区的反倾销关税，导致年产能过剩规模达到80GW，相当于全球每年需求的四成左右，由此说明价格战必将吞噬整个行业的利润。

  这种过剩压力将会沿着产业链向上游传导，比如钢铁行业产能利用率跌破警戒线，触发债务违约的连锁反应。

  中小微企业的“内卷化生存”将呈现两个极端，要么部分企业通过数字技术改造实现降本增效，要么更多企业陷入低技术投入、低质量竞争、低利润维持的“三低陷阱”，最终加剧市场出清过程中的资源错配现象。

  长期则是10年及以上的危机，造成地缘经济割据的局面，即世界工厂及其市场被迫局域化，必将产生“高压锅内爆”的系统性风险。

  欧美发动“关税战”的真实目的是建立“小院高墙”，即“经济阵营化”，由此必将重塑全球分工体系。

  比如去年大洋彼岸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欲要构建“技术北约”，而欧洲则借CBAM机制，打造绿色贸易壁垒。

  更危险的是，当外部压力与内部转型相互叠加时，就会形成“通缩螺旋”，即企业利润下降、薪资增长停滞、消费需求萎缩、投资意愿降低的恶性循环。

  至于我们国家的经济往后最大的危机乃是以上三个阶段的风险彼此协同影响，形成共振效应，导致经济基本面长期陷入通货紧缩这类萎靡不振的状态：

  短期岗位流失潮削弱居民消费能力，中期产能过剩挤压企业投资意愿，长期市场割据抑制增长空间，三者交织以形成“L型”衰退陷阱。

  而日本“失去的N年”和阿根廷的“百年沉寂”或将是我们的前车之鉴，甚至因规模体量过大，从而出现一种全新的、为我们量身定做的现代化发展陷阱，表明我国面临的挑战更具复杂性：

  在14亿人口规模下，任何结构性调整都伴随着巨大的社会成本，如若不能在国际规则重构期，也就是2025-2035年这十年内突破技术封锁、重建贸易网络，或将催生人类经济史上首个“超大规模经济体增长坍缩”的现象。

  而这就要求上面必须在开放突围与安全底线之间找到动态平衡点，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的战略误判。

  综上所述，由于逆全球化的地缘冲突爆发，导致过往全球化2.0体系即经贸全球一体化秩序分崩离析，美西方势力欲重塑全球化体系并使其更新至3.0版本，而其中一项行动就是与我国彻底脱钩。

  于是在2025年这一段时间节点，对方发动了一场包括提高关税壁垒在内的“经济战”，目前我国正积极应对，并推出一系列反制措施，但仍没办法阻止对方欲要与我们彻底脱钩的疯狂势头。

  如此一来，欧美联合对华发动“经济战”将会对我国宏观整体造成三大传导风险：短期的岗位流失潮与供应链断裂；中期的供给产能过剩与行业内卷化；长期的市场局域化与经济系统脆弱性激增，并形成共振效应，使得经济基本面陷入全新的现代化发展陷阱。

  对此，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不惜代价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方法，也要阻止我们国家的经济于当前所面临的潜在风险、挑战，乃至危机进一步蔓延。

  总之，我相信十四万万华夏儿女的集体智慧必定能够应对这些风险、挑战乃至危机，就让我们大家一起拭目以待——我们国家的经济化险为夷并彻底崛起于世界之巅的那一天能够早日到来！

  希望更多的经济学专家用自己的知识提升中国的经济发展，避免经济危机。在这里作为一个百姓，也想说一下自己的心愿，既然外国和我们脱钩断裂，做生意嘛，就要互通有无，别人不愿和你做生意，我们要把自己国内的百姓急需的内循环，搞起来，我们建国初期，敌人处处封锁我们，我们在伟人的带领下，把我们的工业基础，农业基础搞得红红火火，伟人的话犹在耳边，敌人封锁我们时间越久，我们的创造力越强大，在这里提倡大家共同渡过难关，首先，厉行节约，不要在铺张浪费，作为政府领导，一定要带头廉洁，让我们的国家上下齐心，共度难关，一定能打败外国的封锁，到那时，我们才可以扬眉吐气，让外国人在中国人面前发抖吧

  各国加关税是他们应对中国低成本优势的一个有效手段，会逼迫中国科技提升以及退回国内小循环，进而改变贱买普通劳动力的状况，促进对中国现有经济战略模式的改变，这应该是个长期必然的好趋势，要顺势而为吧。

  欧美也别想再得到廉价的商品，制裁是双刃剑，看谁能坚持到最后，从经济学角度，质优价廉必将获得认可[灵光一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