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紫禁城里传出末代皇帝溥仪退位的音讯，一纸诏书盖上玺印，五千年的古国似乎被悬在山崖边上岌岌可危。
军阀们像一群饿狼，撕咬着疆土，各自占地为王；列强们则瞪着贪婪的眼睛，随时预备再咬下一块肉。国家像被绞索套住脖子，连喘息都困难。
我国国运的第一次和第2次大转折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那时候的我国，像个站在风口浪尖上的衰弱少年，却硬是凭着才智和坚持，在浊世里找出一条活路。
上世纪10年代，一战炮火在欧洲轰鸣。我国那时刚摘掉帝制的帽子，北洋政府掌权，可国力弱得像个风中的病秧子，国际上简直没人拿它当回事。
1917年，北京街头还飘着军阀混战的硝烟，政府却咬牙宣告参加协约国，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战场上，我国没派多少兵，但派出了14万劳工，扛着铁锹和扁担，远赴欧洲修壕沟、运物资。他们用汗水换来了我国第一次以“战胜国”身份登上国际舞台的时机。
不过，1919年的巴黎和会却像一盆冷水泼下来——列强把山东的权益给了日本，北洋政府的代表气得拍桌子，却只能咽下这口气。但这事儿没完。1921年，中德协约签字，德国在华的特权被废弃；
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我国又一点点拿回了山东的部分权益。更妙的是，列强忙着在欧洲打得头破血流，没空盯着东亚，我国民族资本和轻工业趁机喘了口气，工厂冒着黑烟，织布机嗡嗡作响，迎来了开展的黄金期。
